在青铜时代，铜器的工艺最能反映物质文化发展的水平和特征。青铜乐器是古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为礼乐文化服务。这些青铜器物制作精巧，造型优美，种类繁多，风格独特。青铜时代，是指人类社会已经发明和制作了青铜器，运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时代。青铜时代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可称为青铜文化。狭义地说，青铜工艺和青铜制品所涉及的文化，称为青铜文化。我国夏商周时代是青铜文化的光辉时期。夏、商、周三代的青铜器物，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是我国古代金属艺术的珍品，也是研究古代社会的珍贵文物。

青铜制乐器的种类较多，最早的莫过于距今四千年前后的铜铃。其他如铙、钟、镈、鼓、錞（chún）于商代后期才流行起来。

按种类先秦乐器分为八昔：“金、石、土、革、丝、木、匏（ｐáｏ）、竹”等，金即铜。青铜乐器大致可分铃、铙、钲、钩鑃（diào）、铎、镈、钟、錞于和鼓等九类。

铃，中国最早出现的青铜乐器，夏代晚期曾有出土，形体较小，器壁薄，顶部有半环形钮，是单翼铃。此外还有车铃、执铃、狗铃等。铜铃是中国最早出现的有舌青铜乐器。在洛阳偃师二里头夏文化遗址的考察与挖掘中，先后有四只铜铃出土。出土的铜铃均为青铜铸造，体形较小，器壁较薄，铃体上窄下宽，横断面为合瓦形铃体，一侧有扉棱，舞面为平面，上没有桥形钮。这些铜铃出土时，铃体皆被数层织物包裹，铃舌为玉质，保存完好，有的尚被置于铜铃腔内。铃、舌金玉相配，可见在当时为极其珍贵的物品。同一时期，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出土了一例我国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红铜铸就的铜铃，铃体为菱形，顶部钻有一悬舌孔，内壁厚薄不均，体表附有很清晰的纺织物纹痕迹。在夏文化中开始出现的早期青铜乐器，二里头铜铃的合瓦形铃体继承了中原地区古乐器陶铃的椭圆体，作为中国合瓦形铜钟形制的先源，它奠定了商周青铜乐器造型的基础，成为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成就。

洛阳地区商、周墓葬中多有铜铃出土。1990年末在三门峡虢国墓地2010号墓中同时发掘的十四件铜铃，这组西周晚期铜铃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异，器体断面呈合瓦形，上细下粗，平舞上有半环形钮，钮下有小穿孔与铃腔贯通，腔内有槌状铃舌。因未经测音，所以尚不能确定是否为一套编铃。这个时期洛阳地区出土的铜铃尽管姿态各异，但铃体均为扁筒形，口外侈，顶端有半环状钮，腔内有槌状铃舌，都仍保持了夏二里头铜铃的基本形制和特点。

铙，打击乐器，流行于商代晚期，形体似铃而稍大，它的口朝下，上面有长甬，甬端置立于木制的器座上，演奏时，用木锤敲击器口的中间部位。可分两种，一种是独立的，器形较大，有的重达一百五十余公斤；另一种有五、三件大小不一，代表不同音阶的铙构成编铙。口部向上呈凹弧形，体部截面呈阔叶形，两侧角尖锐，底部置有一个中空圆管状的短柄，与体腔内相通，柄中可置木段。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乐，殷墟妇好墓曾出土五柄成组合的铙，这是至今发现铙组合的最高数字。铙，作为中国最早的青铜乐器，夏二里头铜铃为商、周青铜乐器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青铜文化大发展的商代，青铜乐器大为增多，出现了铙、钲、鼓等不同的种类。其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当属商代铜铙的出现。考古资料表明，“商铙”的基本形制似铃，但有圆柱形空甬与体腔相通，使用时铙口朝上，将空甬植于木架之上，这时的铜铙已是早期青铜钟类乐器发展成熟时期的产物。其不仅确立了合瓦形的结构，出现了系列性的成组编铙，同时也奠定了青铜乐钟“一钟二音”的基础，成为专用于音乐，有固定音高。能够演奏六声甚至完整七声音阶的具备旋律性表现的青铜类乐器。铜铙为商代晚期流行的王室重器，是宫廷中地位显赫的礼仪乐器。商铙多集中出土于殷墟，常以大小三个为一组的编铙出现，著名的安阳妇好墓出土的五个一组的编铙即为年代最早、件数最多、断代最为可靠的一例。商代以后，殷墟以外的地区，铙的出现就都较为罕见。洛阳目前所见的铜铙为洛阳林校西周早期车马坑殉葬墓中发现的三件铜铙，形制相同，大小略有差别，应为一组编铙。铙体为合瓦形，横截面为阔叶状，两侧自上而下斜收，角微尖，每侧倾斜13度，器底正中置一管状短柄与内腔相通，柄末端有一点加厚的箍，管状柄内尚存朽木，当为植奏方式的遗迹。与安阳出土商铙相比。这组铜铙形体略大，器身采用的细凸棱组成的方框纹也已不同于殷墟时期的兽面纹。在欣赏举世闻名的战国曾侯乙编钟演奏时，人们无不流露出惊奇和感叹：悠扬的旋律，美妙的乐章，竟是出自埋藏地下两干四百多年的青铜乐器，了不起！然而，更令人惊叹的还有安徽出土的另一种青铜乐器——商代兽面纹铙，它深埋地下长达三千余年不受侵蚀，至今仍能发出清脆悦耳之声，音色优美。“实为我国古代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瑰宝”，专家们赞誉说。据说钟可能就是从商代的铙演变而来的。图中这件兽面云纹铙，是1973年春安徽庐江县泥河区农民在干涸的河床挖土建菜园时发现。偏僻农村，文物意识淡薄，农民当时没有抛弃，只是因为这块“破”铜较重，想到送废品收购站能换几个钱，就扛了回来。十年动乱结束，安徽在全省开展流散文物普查，有幸保住了它的性命。

商代青铜乐器兽面纹铙，该铙通高49.5厘米，柄长19.4厘米，铙口间37.6厘米，重31.8公斤。铙身上大下小，横截面为橄榄形。铙柄中空，通于铙体内腔。铙体表面饰浮雕状兽面纹，纹饰粗壮突出，并用细线勾勒卷云纹，还在兽面纹的空隙处衬以细小卷云纹地，从而形成粗细形态不同的三叠纹饰，富有立体感。铙柄与口上皆饰变形兽面纹，线条细腻优美清晰，同时铙体内外很少出现铸造缺陷。形体的精确，保证了音律的准确，这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也不是轻易能办到的。整个铙体制作规整，纹饰简洁明快，这种做法与同时代中原风格迥异，地方色彩浓厚，专家们认为，安徽庐江县出土的兽面纹铙（同时出土两件），当为越式之器。因为像这种花纹避繁就简的大铙多出于江南，如长江以南的湖南以及福建、浙江、江苏等地区都有发现，然而这一件却发现于安徽江北地区，实属少见。铙与钟，都是古代祭祀或宴飨时用槌敲击的青铜乐器，它们的外表很相似，钟体瘦长，铙体短而宽；钟口弧凹度比铙大；铙音低，而余音较长；钟顶有穿孔的钮，演奏时悬挂在特制的架子上，钟口朝下。铙顶是短柄，而且中空可以安木把，演奏时手执木把，铙口朝上，特大的铙演奏时要插在铙座上；钟按大小顺序成组悬挂称为编钟，铙一般以大、中、小三件为一组。庐江县同时出土的两件兽面云纹铙，可能就是三件一组中的两件。这两件大铙都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安徽省博物馆。它们对研究古越族的活动范围以及与其他古民族的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慧义。

钟，打击乐器，铙被倒置过来，悬挂起来演奏，以得到更为清澈的音响，这就是钟。在祭祀或宴飨时用，成编悬挂，用木槌打击乐钟的鼓部和鼓右的鸟图案，能产生两个音频。青铜钟有甬钟和镈钮钟两种形式，钟的各个部位都有专门名称。编钟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是三枚一组。后来编钟的件数逐渐增多，能奏出复杂的乐曲。甬钟在悬挂起来时，是前后倾斜的。而铜鼓在中原一带罕见，西南地区的大量铜鼓，是秦汉以后的，但地域色彩极浓。

两周时期青铜乐器的重要变化，是大量甬钟的出现。如在洛阳西工东周王城遗址周墓中出土西周编甬钟一套四件。洛阳城东太仓古墓出土战国骉（biāo）羌钟十四件，三门峡虢季墓出土春秋早期编甬钟一套八件，虢仲墓出土春秋早期编甬钟一套八件，陕县后川战国墓出土编甬钟一套二十件。这些典型的中原青铜乐钟，源自商铙的迹象在甬钟合瓦形钟体上表现得更加充分和明确。比之商铙，甬钟在形制上更加规范，更加成熟，除各部分布局更加分明之外，作为乐器，甬钟出现了重大的突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甬制的变化。这些甬钟的甬部均为上细下粗的带有锥度的圆柱形，并且旋、斡具备，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悬挂演奏的结构。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这些钟体钲部设置了“枚”，这些枚通常对称排列，每面六组，每组三枚，正反两面共三十六枚。由于枚的作用，使甬钟的音响、音色比无枚的商铙有了较大的改进。第三个重要的特征是甬钟在音乐、音响性能的“一钟二音”的突出表现。洛阳出土的甬钟大多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八件一组的编甬钟，比之商编铙，早期编甬钟三件一套的组合已扩大了许多，并且非常明确地具备了第二基音。洛阳西工编甬钟、三门峡虢季墓、虢仲墓编甬钟等几组甬钟均为双音钟，其中一个音在鼓的中心，另一个音在鼓侧。这些甬钟在钟体的右鼓部铸有一凤鸟纹，为侧鼓音的敲击点标志，而且这一标志是从第三钟开始的。前两钟按照这一时期编甬钟的通例只发单音，所以如洛阳西工出土的四件一组的编甬钟据此推断是有失缺的。又如陕县后川二十件一组的编甬钟，器壁较薄，似为明器，但经测音资料可知最小的八个钟均为双音钟。洛阳出土的这些双音钟表现出的音程关系，从测音资料中可以看到有小二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三度和纯四度几种，比之商铙已有很大的进步。从调音手法上也深刻地显示出这种进步。如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墓出土的虢季编甬钟八件钟均经调音，调音部位是钟口内唇，有的锉磨成沟槽状，个别锉磨较重。如第三钟就锉磨出沟槽八条，包括两铣各一条，正反两面各三条，调音的位置及其对称和平衡的设计，已比较规范。其测音资料证明每钟均可发出两个基音，这种表现在调音手法上的成熟无疑表现了这一时期的甬钟在音准上的把握及对音律的探索和追求。另外，这时期洛阳出土的甬钟的纹样也发生了变化。如出现窃曲纹、夔纹、云雷纹、象首纹、蟠螭纹等，尤其三门峡虢季墓编甬钟、洛阳云雷纹甬钟钲部、鼓部还铸有铭文，集中表现和具备了这一时期甬钟的种种特点。

除了甬钟之外，还有镈和钮钟两类重要的青铜乐器。镈钟早在殷商末期已有出现，洛阳出土的洛阳解放路一组四件编镈，陕县后川2040号墓一组九件编镈均属战国时期的镈钟。据测音资料看，解放路编镈音质较好，后川2040号墓编镈除第九钟无侧鼓音外，其他均为陂音钟。两例编镈钟体皆为合瓦形，铸口平齐，舞上有双龙或双蛇相对组成的扁钮，钲部有圆形短枚，整个形制近似于铃。这个时期的镈钟已逐步发展成为一种与编钟相当的具有旋律性能的乐器，其原有的仅奏骨干低音的和声性能也因镈数的增加和音域的扩展而大大增强。

钮钟的出现晚于镈和甬钟。1956年陕县上村岭虢太子墓出土的一组春秋早期无枚编钮钟，是现知年代最早的一例编钮钟，为中原类型的代表。这组编钟钟体为合瓦形，平舞，平腹，铣侈，于口微凹，舞上设置有一圆条形的长圆钮。与甬钟相比最大的差别即是改变了甬钟侧悬的甬。以钮代甬，使钟由侧悬改为直悬，从而可以更加保持钟的稳定性，提高和改善演奏的音质。由此可以看出钮钟不仅继承了甬钟的体制，而且吸收了铃或镈的钮制，因而从整体形制上典型地表现出甬钟的钟体与镈和铃的钮制相结合的特征。又如三门峡虢国基地虢仲墓除出土一套甬钟以外，同墓还出土了一组春秋早期的编钮钟，钟体为合瓦形，舞上有方环钮，钮较短小，钲部无枚，右侧鼓部除第一钟外均饰鸟纹，钲部及左鼓部则铸有铭文，铭中载有“虢仲作宝钟……”等字样，并自命为铃钟。由此更进一步证实了钮钟与甬钟、铃之间的渊源关系。

洛阳出土的编钮钟大多为七至九件的组合，如虢太子墓编钮钟为九件，虢仲墓编钮钟为八件，洛阳西工131号同墓出土的两组编钮钟分别为七件和九件，洛阳解放路战国墓的十八件编钮钟分别为七件有枚编钟和十一件无枚编钟两组。处于这一时期的钮钟不仅形制逐渐趋于稳定和成熟，而且由于编组序列的丰富和健全，致使乐器的音乐性能更加完善起来。据测音资料可知，虢太子墓、虢仲墓、解放路战国墓等几组编钮钟的正鼓音、侧鼓音均可构成完整的七声音阶，以及七声以外的变化音，同时已经具备很强的旋律性能。

与铃一脉相承的镈钟与钮钟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源于对音乐审美方面新的追求和编钟演奏旋律的重视，以及礼乐过制、经济支出等诸方面的因素，比甬钟形体较小的钮钟和小型的铜镈广为流行，并逐渐取代了甬钟。

钲，打击乐器，形体似铙，但比铙高大和厚重，主要出土于湖南、江浙一带。钲都是春秋时代的乐器，在南方百越诸地则甚流行。与商铙形制最为接近的是钲，1956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太子元墓出土的一例春秋早期的钲，是现知年代最早的钲，钲体形制为合瓦形，舞平，腹平，内曲，圆管柄两端封闭，上部前后两面对穿一个圆形孔，整个体表饰以对称二叠阴线大云纹。1990年三门峡上村岭虢季墓、虢仲墓也各出土春秋早期铜钲一件。根据文献和考古资料研究成果可知，关于钲的用途多是军乐器，也用于平时的祭祀宴飨。上村岭虢国墓地的三例铜钲，出土时同墓共存的均有编悬乐器，因此也可证明这些钲又是属于军、乐两用乐器。上村岭铜钲之后，时代较晚的铜钲，在南北广大地区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形成了两种型式有别、风格各异的体系，但都未脱离虢太子墓铜钲的基本形制。

钩鑃，打击乐器，古时流行于吴越地区。状与编钟有些相似，一般一套由若干件组成。“择其古金铸钩鑃，以享以孝”的铭文，说明这是古代祭祀和宴飨时用的乐器。形似铎，使用时口朝上，以槌敲击。盛行于春秋时期南方吴、越等国。广州南越王博物馆收藏有一套西汉时期的青铜钩鑃。

铎，撞击乐器，形制似铙而小，中有舌，振舌发音，据文献记载，铎可用于军旅和田猎。

钩，又名句，打击乐器，其形制体部似铙而长，横截面呈椭圆形，纵向长度稍大于横向的尺度，器壁较厚，口向上，有很浅的凹弧口，底部置一柄，或作扁平，或为圆柱形。

錞于，打击乐器，用于祭祀和集会，器形较大，上有环钮或虎钮，圆肩，下似筒形。青铜錞于初见于春秋时代，盛行于战国及西汉前期。它的分布以长江流域及华南、西南地区为主。

鼓，打击乐器，青铜鼓传世和出土极少见，形如横置的筒形，上有一个枕形座，用以插杆饰，下为长方形圈足，目前所见的青铜鼓都是商代晚期的。

青铜乐器，按用途可分为两类：祭祀、宴会，即在举行典礼中使用或在军队中使用。从现存的钲的铭文“以乐父兄。一宴宾客”“余以行吾师，余以故吾徒，余以伐除”即是证明。

青铜乐器是夏商周三代音乐文化中最具代表性，也是最重要的历史遗存。洛阳地区先秦三代出土的青铜乐器由于处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核心，因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